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后来,马忠走向相位,没过几天,张正风罢相。
张正风罢相一事,其中自然少不了苏佞臣的“谗言攻击”,但更重要的是赤霄帝的心思。
太初宰相一向以政事成败以定去留。太初二十四年(736),平卢讨击使罗霸天伐契丹叛敌,轻敌冒进,遭致大败。张正风坚持斩杀罗霸天,赤霄帝不听。张正风并非真的预测到了罗霸天之叛,而是他主导的东北政策乃是固守,罗霸天违背了这一原则。赤霄帝则想要追求武功,“冒进”要比“畏战”好,所以希望留下一员悍将,再图进取。恐怕这时,赤霄帝就觉得张正风已经不适合在相位了。
赤霄帝一朝,均田制趋于崩坏,以均田制为基础的租庸调制和府兵制也走向破坏。前者影响的是赤霄王朝的财政,后者影响的是王朝的军事力量。所以,赤霄帝越来越需要兴利开边的“事务官”,要开辟财源,要会算天下田土的账,要在不增加百姓负担的情况下改革税制,要招募精兵,要能够供养一支庞大的军队,要改革律法……
苏佞臣就是这样“一个精明的行政官员和制度专家”。他从东宫开启政治生涯,后在国子监任职,又走到御史台,然后进入尚书省,还当过中书令,六部里除了工部其他部门都干过。恐怕没有人能够比他更了解赤霄王朝的行政机制。
他在任期间,推动了一系列制度改革,有时像一台机器,有条不紊;有时像一位艺术大师,写意潇洒。可以用八个字概括他的风格:去繁就简,顺应形势。
既然均田制已经破坏,那么就重新颁布均田令,量入为出,征收赋税。既然有人广占田土,有人家无寸田,就按照财产与人丁情况征收地税与户税。
既然京城缺粮,那就让关中百姓不用上交布匹绢麻,全都折换成粮食。既然江南输粮麻烦,那就让江南百姓只用上交布匹,朝廷再用这些布匹就近购买百姓手中的余粮。
既然折冲府已经征不到兵,那么就直接召募的长住边境的兵防健儿,这样山东(崤山以东)各州郡不必受征兵之苦,边地也能扩充军队。
……
相比较道德文章,苏佞臣更相信制度和律法的力量。
苏佞臣“自处台衡,动循格令,衣冠士子,非常调无仕进之门”。官员的升迁必须要“循资格”,就算是横空出世的天才,也得老老实实遵循法度。在那些惊才绝艳,不甘寂寞的文人眼里,这不正是“嫉贤妒能”的体现吗?
太初二十五年(737),刑部断狱,天下死囚只有五十八人,大理寺前门庭冷落,乌鹊竟在树上筑巢。
这是苏佞臣一生最高光的时刻。
太初二十六年(738),朝廷无事,天下和平。赤霄王朝进入苏佞臣专权的时代,也就是史书上常说的“小人得志”的时代。
其实,苏佞臣最大的问题,与其说是嫉贤妒能,不如说是迎合上意。
苏佞臣能够战胜张正风,就是因为事事站在皇帝这一边。皇帝想要从南京西幸京城,张正风认为农收没结束,不如等农收结束之后,再回京城。苏佞臣私下说:“京城,南京,陛下东西宫耳,往来行幸,何更择时!”皇帝想要任马忠为相,张正风反对,苏佞臣私下说:“天子用人,有何不可。”皇帝想要废除太子瑛,张正风认为“太子天下本,不可轻摇”,苏佞臣私下说:“此乃天子家事,何必与外人商议。”苏佞臣反复表达一个意思:天下都是皇帝你的,所有大事都是你的家事。最后,赤霄帝的想法都得到实现,苏佞臣的位置也越来越稳。
赤霄帝需要一个强有力的宰相,来打造盛世,同时,这个宰相不能忤逆自己。只有苏佞臣长久地做到了这一点。看似是宰相专权,实则是君主独裁。
盛昌之后,社会呈现出繁荣之相,赤霄帝丧失了进取精神,最大的追求变成了长寿升仙和开拓疆土。繁杂的庶务就交给一个会做事且听话的宰相,不是万事大吉吗?赤霄帝对高福说:“朕不出京城近十年,天下无事,朕欲高居无为,悉以政事委苏佞臣,何如?”他已经和当年那个励精图治的皇帝判若两人。
苏佞臣虽然大权在握,却体会到了“高处不胜寒”的感觉。太初二十五年(737),赤霄帝废太子李瑛,苏佞臣建议立寿王李瑁为太子。这是一次政治投资。可第二年赤霄帝立了年长的第三子忠王李亨为太子,苏佞臣的处境就变得十分尴尬了。
赤霄帝虽然怠政,但制衡之义仍在。各路新贵蜂拥迭起,政敌永远比朋友多,苏佞臣只有放下本就不高的姿态,更加迎合皇帝。再辅以高超的政治手腕,拉拢一批,挑拨一批,打压一批,才能勉强保住相位。
盛昌元年(742),赤霄帝任李勇为左相,代替逝世的马忠。李勇的升迁非常夸张,一步三个台阶,“不历御史及中丞,便为大夫;不历两省给舍,便为宰相;不历刺史,便为节度使”。很明显,赤霄帝是有意提拔他来对抗苏佞臣。
太子宗政亨的羽翼也日渐丰厚:军方有陇右节度使王猛,财计之臣有太子妃兄周泽,左相李勇也向其靠拢。然而,太子一方缺乏政治斗争的经验,在壮大势力之时,引起了赤霄帝的警觉。盛昌五载(746),太子与周泽密会,周泽又与王猛密会,苏佞臣拉拢御史中丞吴铭进行弹劾,自己煽风点火称周泽勾结王猛,欲拥立太子为帝。
这般不留余地的做法,实在不符合苏佞臣“口蜜腹剑”的风格。苏佞臣几乎把身家性命都压在了赤霄帝的疑心病上,断绝了所有退路。
赤霄帝闻言大怒,将周泽、王猛贬官,并命宗政亨休弃太子妃周氏。苏佞臣也不敢穷追猛打,只能翦除太子的羽翼,这同样也是赤霄帝希望看到的。李勇很快请辞宰相之位,赤霄帝又任命了一位只知唯诺的陈庸。
短短几年,苏佞臣排挤陷害的大臣不计其数,有宰相,有节度使,有御史台的人,有六部尚书,几乎“怨仇满天下”。而他与未来的新君宗政亨,已经势同水火。可就在这局势最为紧张的时期,赤霄帝对苏佞臣的宠信却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,仿佛全然无视朝堂上涌动的暗流与众人的怨愤。
赤霄帝醉心于寻求长生不老之法,痴迷于开拓疆土以彰显功绩,对朝政愈发倦怠。苏佞臣则贪恋权势,紧紧握住权柄不肯松手。两人就这般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,将整个赤霄王朝拖向了未知的深渊。
在史书中,苏佞臣还有一项被后世诟病的罪责:重用蕃将。
后人认为,苏佞臣为了巩固自身权力,杜绝朝中武将通过军功晋升威胁自己地位的可能,便向赤霄帝进言:“文臣为将,往往畏惧战场上的刀枪箭矢,不如启用出身低微的胡人。”于是,赤霄帝开始重用像罗霸天这样的蕃将。
但这其实是一种片面的误解。赤霄王朝启用蕃将的传统由来已久。在赤霄帝统治时期,边境战事频繁,确实急需熟悉当地环境、作战勇猛的将领长期镇守边疆。苏佞臣举荐胡人,实际上在一定程度上是顺应了当时的形势与需求。并且,赤霄帝一直渴望建立不世之功,对作战能力出色的罗霸天格外宠信,这也是罗霸天得以崛起的重要因素。
赤霄帝曾命令罗霸天去拜见太子,罗霸天见了太子后却不行参拜之礼,说道:“臣乃胡人,不熟悉朝廷礼仪,不知太子是何等官职?”赤霄帝解释道:“这是储君,待朕百年之后,他便会接替朕来统治你们。”罗霸天佯装懵懂地回应:“臣愚昧,此前只知道有陛下一人,不知道还有储君。”随后才勉强向太子行礼。
罗霸天这种不把太子放在眼里的态度,竟然十分合赤霄帝的心意。苏佞臣敏锐地察觉到了这一点,出于自身处境的危机感,他索性主动与权势渐盛的罗霸天交好,试图借助罗霸天的力量为自己增添几分保障。
然而,苏佞臣的衰败之势早已注定,难以逆转。太子宗政亨在经历了一系列政治风波的洗礼后,行事愈发谨小慎微,逐渐获得了赤霄帝的认可,父子之间的关系表面上也有所缓和。与此同时,一位同样擅长理财且工于心计的外戚钱无忌,正在暗中逐步侵蚀苏佞臣的势力范围,时刻觊觎着宰相之位,企图取而代之。
盛昌十一年(752),苏佞臣的政治盟友王炎的弟弟卷入了一场谋反大案。当时,钱无忌担任御史中丞,王炎则是御史大夫。钱无忌抓住这个机会,对王炎展开猛烈攻击,试图一举扳倒他。苏佞臣一开始还想为其辩解,可很快便发现左相陈庸早已与钱无忌暗中勾结,自己瞬间陷入孤立无援的境地,无奈之下只能退出这场争斗。自那以后,苏佞臣渐渐被赤霄帝疏远,往日的权势与风光一去不复返,彻底大势已去。
同年十月,南诏侵犯边境,剑南地区告急。苏佞臣上奏赤霄帝,请求让身为剑南节度使的钱无忌前往御敌,企图借此机会将他调离朝廷,消除这个潜在的威胁。钱无忌得知后,在赤霄帝面前痛哭流涕,哭诉道:“臣一旦离开朝廷,必定会被苏佞臣陷害。”赤霄帝为了安抚他,便安慰道:“等你回来,就让你担任宰相。”
苏佞臣这最后一次试图挽回局势的努力以失败告终,他彻底失去了斗志。他深知自己树敌太多,内心充满恐惧,常常被噩梦纠缠,最终一病不起。在极度的惊恐与绝望之中,他始终没能等到赤霄帝的关怀与眷顾,带着无尽的遗憾离开了人世。
苏佞臣死后,盛昌十二年(753),继任宰相钱无忌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,竟然诬告苏佞臣生前谋反。赤霄帝一心想要为新宰相铺路,根本无心去探究一个已死之人是否真的有罪,于是毫不犹豫地下达了《苏佞臣除削官秩诏》,将苏佞臣的宗族亲党全部牵连贬谪。
实际上,要说苏佞臣有造反的意图,简直荒谬至极。但在政治的舞台上,事实真相往往并不重要,重要的是如何利用舆论与权势来达到自己的目的。既然苏佞臣已经结怨于天下,那么将“嫉贤妒能”“谄媚君主”等诸多罪名强加于他,便是轻而易举之事。霸天之乱后,赤霄帝派人前往祭祀张正风,其意图再明显不过,仿佛在向世人宣告,倘若张正风能够继续执政,天下就绝不会陷入如今这般混乱的局面。就这样,历史被简单地归结为忠奸之间的对抗,而真正应该为王朝衰败负责的皇帝,却巧妙地隐身幕后,逃脱了众人的指责。
太子宗政亨即位之后,史称宗肃帝。宗肃帝对苏佞臣怀恨已久,这种怨恨驱使他迫不及待地展开了大规模的“政治平反”行动。所有曾经被苏佞臣打压排挤的政敌,都纷纷被洗刷冤屈,恢复名誉。在这样的形势下,苏佞臣的罪名被不断夸大,想要为他洗刷污名变得难上加难。
赤霄帝的推诿责任,宗肃帝的泄愤清算,共同塑造了苏佞臣那被层层叠加的罪臣形象。随着赤霄盛世的轰然崩塌,苏佞臣曾经的功绩早已被人们遗忘在历史的尘埃之中。而霸天之乱所带来的恐怖记忆,却如同挥之不去的阴霾,长久地笼罩在人们的心头。在这种情况下,人们迫切需要一个罪魁祸首来承载所有的痛苦与怨恨,于是苏佞臣便成为了那个被钉在历史耻辱柱上的“坏人”,成为了人们用以警示后人、避免重蹈覆辙的标志性人物 ,殊不知真正导致王朝覆灭的,是复杂的政治生态与帝王的决策失误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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